全国人大主席刘伟:7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逻辑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过去70年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的最大特点是,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不断变化和完善的历史整体,按照历史逻辑一步步前进,按照历史条件相互联系。

以下是采访全文:“回顾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尽管有成功也有挫折,但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总的来说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我们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生产力?”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过去70年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的最大特点是,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不断变化和完善的历史整体,按照历史逻辑一步步前进,按照历史条件相互联系。

“由于这是一个历史统一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制度的选择将不可避免地反映不同的历史要求。

这种不同的历史要求从根本上源于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及其变化的历史规律。

因此,这种区别和改革应该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过程中得到承认。

刘伟认为,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新中国在过去70年里,有五条宝贵的经验:一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二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三,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第四,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第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回顾过去的70年,新中国从“贫与白”走向中高收入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你认为70年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历史点是什么?它起了什么作用?刘伟:我个人意识到,在过去的70年里,应该有三个节点带来了巨大的历史变化。

第一个节点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它形成了新中国最初的经济框架,恢复了支离破碎的国民经济,为后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

作出这一选择是因为历史没有给我们机会发展和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在这一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

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拒绝。二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旧中国不可能完成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可能建立相应的制度,从而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因此,中国历来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第二个节点是,1956年三大改革完成后,中国基本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

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是,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只有两种途径。一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工业化,二是在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实现工业化。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走苏联道路是必然的选择。

另一方面,选择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加快发展,实现赶超目标,不仅是资源配置的选择,也是基本经济体制的选择。

因为为了保证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国有化在所有制方面是必要的,尤其是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国有化。

相应地,为了支持国有化和满足计划经济的要求,除了国有化之外,还需要合作,特别是农村农业经济的集体化。

展望:为什么中国和苏联的计划经济有很大的不同?刘伟: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有自己的特点。虽然中国在经济体制上向苏联学习,但苏联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条块分割的,即纵向管理。中国是国家计委和中央各部门条块分割、垂直管理的结合体,地方政府也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空。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当时中国和苏联有不同的国情和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地方政府必须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

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当统计局做统计时,知识分子的标准是小学毕业,即小知识分子,所以在计划经济中能发表声明的人不多。

苏联有更大的人才储备。当时,苏联提出了两个口号,一个是干部决定一切,另一个是技术决定一切。

因为当时的苏联干部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生。

当时,全国教育水平不高,缺乏数学、统计和会计人才,只能依靠经验。这是一个客观条件。

中国幅员辽阔,不可能不尊重地方差异。

因此,我们强调“多部门结合”,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

展望:第三个节点是什么?刘伟:第三个节点是改革开放。其总体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遵循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没有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改革的方向是朝着这个方向。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目标变得更加明确。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个过程的核心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公有制和市场经济能否统一。

回顾苏联走过的道路,计划经济的弊端之一是效率低下。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了解决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统一问题,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尝试并不十分成功。

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些国家放弃了公有制,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

可以说,马克思的古典理论、西方正统经济理论、早期社会主义实践,甚至包括20世纪50年代以后计划经济阵营国家的改革,都没有成功地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改革开放之初,计划经济是主体,市场调节是补充,然后实行计划商品经济。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应当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五大指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两个坚定不移”已经多次得到重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不断探索和解决。

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突出特点。

第二个方面是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关系。

如果第一个方面是基本系统和资源分配机制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二个方面是运行机制。

其中,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市场包括各种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改革、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都被提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统一和协调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了望”:为什么中国可以统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刘伟:党的十二大首次提出计划经济是主要因素,市场调节是辅助因素。

在反对公有制和市场机制的传统理论和实践中,中国可以提出市场作为一种调节手段,认为市场是中性的,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这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

两者统一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一些中央领导人在总结三大改革过渡时期的一些经验时提到,我们可以优先考虑计划经济,但我们需要市场的一部分。

公共部门可以制定计划,而非公共部门可以让市场发挥作用。

可以说,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改革开放后,这一思想能够在全党逐步达成共识。

“了望”:目前,在统一和协调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方面有哪些挑战和不足?刘伟:在处理市场经济和公有制的关系时,我们还不能说它是完美的。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例如,公有制如何保持其主导地位?市场机制如何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如何统一主体和决定性作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探索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探索公有制的分配,如何构建市场秩序和市场体系,改革政府机制和职能,改革宏观调控机制和方法,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改革和完善传导机制等。所有这些仍然需要努力探索。

展望:你如何看待新中国头30年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后40年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刘伟:首先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把改革前后两个阶段分开。

特别是计划经济时期不能从根本上反对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后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不同历史条件规定的历史选择,都是为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发展。

必须历史地理解和对待不同经济体系的特征。

我们既不能通过改变历史条件和要求来否定过去制度选择和改革的历史合理性,也不能通过过去制度选择的历史必然性来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进程。

从经济发展实践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建立在贫穷和软弱基础上的国民经济体系十分落后,但它为中国实现自力更生和独立建设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这一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是新中国实现“崛起”的重要历史内涵。没有这种“起床”,改革开放以来就不会有“致富”。没有“致富”,新时代就不会有“变得更强”的命题。

这是新中国70年来遵循的历史逻辑。

从经济理论探索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札记》体现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特点和规律的开拓性探索,邓小平为总设计师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撰写政治经济学初稿”,习近平在新时期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这是新中国70年来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脉相承的过程。

回顾70年的经济建设,你认为可以总结哪些经验?刘伟:第一个经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个核心观点是,生产关系的一切变化都应当紧紧围绕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新中国70年的成功是因为它坚定地坚持这一点,而这种偏离也是因为它忽视了这一点。

第二个经验是特别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改革开放之初,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非常热烈,从而推动了思想的解放。

历史告诉我们,脱离实践,就会脱离客观规律,陷入主观主义。

从一开始,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就摆脱了苏联式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干扰。正是因为我们尊重中国的国情和不同发展时期的特点和规律,才赢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次重大转变。

70年来,我们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应当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概念、思想和实践。

第三个经验是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

我们正在一个农业生产力水平低、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能梦想“奔向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

只有认识到这一现实,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才能有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才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统一,才能有“两个坚定不移”,才能有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制度等。

第四个经验是,要长期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方向。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实现这两个方面的统一。

第五个经验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一种替代关系,而是一个两个层面的问题。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个发展道路问题。以人为本是共享发展成果的问题,也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首先,经济建设应该是中心,但经济建设的最终结果应该是全民共享的。

第一,为了实现共同繁荣的目标,第二,只有人民共享成果,才能有取之不尽的发展动力。

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解决生产社会化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我们不能解决周期性经济危机吗?这是因为其发展成果的分享受到阶层的限制,其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相对枯竭。

只有以人为本,人民共享,人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一是生产力观点,一是实践观点,一是初级阶段观点,一是市场经济观点,最后是人民观点。

我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这五个方面的经验是重要的,应该长期坚持,不能含糊。

注:本文作者是《瞭望》新闻周刊前记者兼实习生尚俊川,本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访谈,7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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