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韶和陈达飞:从赛义德到熊彼特:供给方面的进一步探讨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国网余韶是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任,陈达飞是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只要他被列为中国经济改革领域的“供应方”,他就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在经济理论中,谈到“供给方面”,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巴普蒂斯泰塞(Jean-BaptisteSay),他提出了“说‘斯劳’——生产创造对产品的需求”(政治经济学导论,第152页)。

由于生产是供给的,詹姆斯米尔(1773 ~ 1836)将其解释为“供给创造需求”,并一直沿用至今。

赛义德在拿破仑统治下生活在法国。

1803年,他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导论》。除引言外,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描述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

他认为自己是亚当·斯密理论的解释者,并认为通过他的解释,斯密的理论变得更加系统化。

赛义德的经济理论是他的政治或政策思想的武器。

众所周知,史密斯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基本思想是让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调节行为者的经济行为。

赛义德继承了史密斯的衣钵,并申明只有在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条件下,三种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自然力量)才能发挥最大的生产力。

在讨论影响生产的各种因素时,赛义德强烈反对拿破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认为“干预本身就是一件坏事”,而“利己主义是最好的老师”,正如史密斯对面包师、屠夫和酿酒师所表达的那样。

稍加扩展就表明了他的意思,即如果没有政府干预,人们将自发地组织由自身利益驱动的生产,生产本身将创造需求,这样就不会有普遍的剩余。

因此,政府没有干预经济的现实基础。

当前流行的说法是,政府没有必要进行反周期调整。

在Saye的逻辑中,货币被视为“价值转移的手段”。

Saye认为有些人把产品过剩归咎于资金短缺是错误和庸俗的。

因此,任何商品能否出售都不取决于转移的中间过程,而取决于转移的终点,即其他产品。

因此,Saye的结论变成:“一旦一种产品被生产出来,从那一刻起,它将为其他同等价值的产品打开一个市场。”

现在看来,Saye的说法,即使可以说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也不足以解释实体经济,因为它吸取了现实中的许多元素。例如,1929-1933年的大萧条至少部分宣告了塞耶定律的破产。

这是因为货币远不止是一种交换媒介。它还有价值存储。

尽管货币不能解释所有的生产过剩,但它在凯恩斯描述的“流动性陷阱”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流动性陷阱出现时,货币需求变得极其灵活。此时,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无法正常运行。

当Saye认为只有交换媒介的货币变成了价值储存的形式,即“价值转移的手段”出了问题时,生产过剩,需求严重不足。

我们不想过多地阐述赛义德理论的对与错及其逻辑缺陷,但我们想以其对供求关系的表达和论证作为出发点或参考来思考中国当前的供给侧改革。

Saye想表达的是,需求的短缺来自生产,即供应能力的缺乏。

如果用因果关系来表达,应该是:供给不足是因为政府干预,需求不足是因为供给不足。

在因果链中,供给是一块短板。因此,让市场发挥作用,提高供给能力,自然会创造需求。这是Saye对经济现实的理解和他对现实的现实描述,从而获得了一个自然的表达,应该集中在供给方面。

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声明符合萨耶定律的政策内涵。

就笔者的理解而言,塞耶定律目前在中国并不过时,但其时代内涵更加丰富。

一方面,我们仍然可以说,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通过制度调整实现生产要素的改革,释放各种要素的生产力。例如,户籍制度改革以劳动力为目标,而土地制度改革以土地为目标,金融制度改革以资本为目标。

无论什么样的因素,所有者都是自然人(当然,政府不能忽视)。无论他或她依靠什么样的因素获得收入,需求最终都会形成。

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说供给创造需求。

然而,另一方面,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发展,中国总体上并不存在产能不足的问题,而是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总量和结构)。因此,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是消除产能。

此时,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因果关系和赛义德定律正好相反,正是因为需求不足才导致生产过剩。

因此,需要供应方改革来反馈需求和推动需求。

当然,这也在创造需求。

值得强调的是,尽管来自任何一个要素的收入都会转化为需求,但“转化率”是不同的。

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人群,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财富收入。

那么,在当今日益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化中,创造需求的供给效率也应该打折扣。

此外,在日益受知识、技术和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这种差异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

一个参照对象是美国。

“华尔街+硅谷”模式,即华尔街资本与硅谷技术创新的结合,可视为美国领先技术创新的核心模式。

科技进步提高了效率,取代了劳动力。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农民和蓝领工人的工资在过去几十年里基本停滞不前(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可以想象,中国金融供给侧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蓝图是重塑中国版的“华尔街+硅谷”模式。知识、资本、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将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那么,体力劳动者的位置在哪里?谁将负责2.15亿农业劳动力和2.82亿在城市工作的著名农业工人?他们不太可能成为“华尔街+硅谷”模式的受益者,但更可能成为受害者(用机器代替人力)。

然而,如前所述,供应方改革可以反馈需求。

所以,关键问题是,如何反馈?我们认为,方向已经明确,即消除阻碍体力劳动者获得合理和非歧视性报酬及其消费能力的体制因素,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流转和住房制度。

与此同时,打破贸易壁垒和资源垄断,改革国有企业等其他因素的不合理报酬制度也应取消。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追求利润驱动的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现象”,是经济从平庸的“循环”中突破的“基本力量”。

高质量的发展必须在供应方,而供应方的结构改革必须由创新驱动。

然而,如果需求是经济的短板,那么只有当供给对需求做出反应时,供给才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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